粤港澳大湾区未来的发展，令外界有诸多的遐想和愿景。然而，在一国、两制、三种货币及四个主要城市支撑下的粤港澳大湾区，制度上的阻隔无疑是需突破的主要难关，所谓“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除了制度阻隔外，粤港澳大湾区未来的建设过程中，还将面对以下四大挑战。
其一，粤港澳大湾区较难“合众统一”，协调工作不易。不仅在“一国两制”下，广东九个城市（广州、佛山、肇庆、深圳、东莞、惠州、珠海、中山、江门）与香港、澳门两个特区政府的协调工作由于制度、法律和文化的差别而面临挑战，即使是在广东九个城市之间，也会因各自城市的利益问题而令行动难以协调。如果协调机制未能有效建立，各自城市的利益问题而令行动难以协调，各城市之间的人才、资金流、物流、信息流等生产要素的跨市流动和对接将难以通畅。
其二，粤港澳大湾区未必能吸引海内外优秀人才的持续参与。要把粤港澳大湾区打造成为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全球先进制造业中心、国际金融航运和国际贸易中心，最缺乏的不是资金和项目，而是人才和思想。环顾全球，要发展科技创新产业、先进制造业等，人才和思想均尤为珍贵。
在全球各国都进入顶尖人才抢夺战的情况下，提供高薪厚职，适宜的生活、工作环境只是最基本的吸引因素，决定性的因素是长远的发展愿景，这才能让外国顶尖人才愿意长期服务于粤港澳大湾区。粤港澳大湾区规划的“饼”虽画得足够大，但未来仍需一步一步“摸着石头过河”探索方向。该如何设立明确的短、中、长期方向和目标，吸引外国顶尖人才长期在粤港澳大湾区服务，也将考验大湾区规划者们的智慧。
另外，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强调生产要素的互联互通，但如果大湾区内部人才大量涌往广州、深圳和香港、澳门四个主要城市，这对粤港澳大湾区整体的发展并不利。
其三，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或会冲击大湾区周边城市发展。虽然从长远而言，设立粤港澳大湾区可以通过“扩散效应”，向大湾区外的城市扩散、辐射，带动周边地区的经济增长，这些周边城市又可反过来进一步促进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形成一个逐渐上升的循环积累过程。但是，在初期、中短期而言，大湾区容易产生“回波效应”（一种生产要素收益差异的经济行为分析，指落后地区生产要素向发达地区流动，导致地区之间发展差距进一步扩大，经济发达地区优先发展对其它落后地区的不利影响），很可能会影响周边城市发展。这是因为，在政策倾斜下，各方均大力推动大湾区发展，经济资源和生产要素集中流向大湾区，周边不发达或相对落后的城市，则会因为政策的不平衡，以及资源、生产要素流失，导致城市之间发展差距进一步扩大。
相关的情况在发达国家并非罕见，如“Regional Advantage: Culture and Competition in Silicon Valley and Route 128”一文，曾对美国两个主要高新技术产业地区进行深入和周密调查和分析，详细比较两个地区的差异，尝试解释旧金山湾区如何成为“高新科技”的代名词和众多创投基金的新宠儿，而位于波士顿的128公路地区又如何变得相对落后和失去了竞争优势。又如“The Global City : New York, London, Tokyo”一文，则详细介绍了美国、英国和日本区域内外的差异和竞争的情况和原因。因此，粤港澳大湾区的规划者们在大力推动规划的同时，需要同时思考如何协调大湾区优先发展，及其对周边落后地区不利影响之间的关系。
其四，粤港澳大湾区要打造成为世界科技创新中心，是否有足够的容错机制？环顾全球，无论是科研创新，还是创立创新企业，往往遭遇各类难题，失败多成功少。如果任凭科研创新者、创业失败者自生自灭，不但有损创新、创业氛围，也不利创新科技产业的发展，以及不利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成为世界科技创新中心。
粤港澳大湾区的规划中，要是没有给予非因道德风险所致的科技创新的暂时失败者，提供公司解散、银行欠款、租税负担、员工遣散和破产清算等方面的援助和保障，那么，科技创新者们为何要冒险在粤港澳大湾区创业呢？必须清楚认识到，只有充分的援助和保障措施，才能减少创新、创业者的后顾之忧，并让失败者未来可能有东山再起的机会。
这方面的例子比比皆是，例如，美国的圣地亚哥是世界上最顶尖的生物技术中心之一，平均而言，该地区常年维持有大约500家生物技术公司的数量，就算每年有不少生物科技公司失败了或者新成立了，但该地区仍然会维持在大约500家左右的公司数量。为什么会有这么奇特的数字呢？那是因为圣地亚哥生物技术产业成功的最重要特征之一，就是有行业协会组织和政府的支撑系统来帮助那些失败企业重新焕发活力，最终协助他们成功。
何况，中国境内未来并不会只有一个大湾区，除了粤港澳大湾区之外，环杭州湾大湾区建设、渤海大湾区的建设均已或即将提上议程，不管各个大湾区的规划如何，科技创新都会成为各大湾区的重点，科技创新企业也将是各大湾区争抢的目标。
一个创新理念、一件创新产品即使在粤港澳大湾区暂时被认定“失败”，也未必意味在杭州湾大湾区建设或渤海大湾区不被接受、被认定是“失败”。全球各地的创业经验也表明，创业失败者下次创业的成功率，通常比首次创业者成功率更高，只有更加大力支持非因道德风险所致的创新、创业失败者，成功创新、创业的几率才更大。
因此，如粤港澳大湾区内缺乏援助和保障措施，导致科技创新企业转为杭州湾大湾区、渤海大湾区发展，到时会否导致中国各地区之间相互消耗？这也是值得粤港澳大湾区规划者们深思的问题。
当然，《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规划》尚未公布，规划者们或已为上述各种挑战找到了解决之道，这是为人乐见之事，当然也是粤港澳大湾区未来发展的幸事。
（摘自《金融时报》11月20日报道）
